1978年引进公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首轮公映时，票价是一角五分，黑市上可以炒到二元仍然一票难求，凌晨还有午夜场，非常火爆。当时一般群众的月工资也就30-40元，许多人连续看了好几场。

1972年日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山打根八号娼馆》，讲的是日本从19世纪中后期到一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曾经对外输出了许多日本女性到东南亚从事特殊服务，为国家赚取外汇带动经济发展。电影根据此书改编，有许多大尺度镜头，18岁以下禁止观看。在1978年在中国公映的时候还引起了一些轰动，说是色情片，最终还是稍微“加工”才在中国公映。

(相关资料图)

爸妈那一代人童年时大多都看过的电影，当年还没开放，对日本知之甚少，这样一部引进片讲的还是“南洋姐”这种略显赤裸的题材，他们似乎一边看一遍脸红，最后再忍不住流泪。

《望乡》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故事简约但冲击力强。

美丽贤淑的女记者山谷圭子，为调查近现代日本妇女史，来到马来群岛北婆罗洲的重要港口城市三打根，找到所谓“一号——九号番馆（妓院）”的旧址，但旧址早已遭战火焚毁。这里正是 20世记初许多日本少女被贩卖到此，又被强迫卖淫的场所。这些少女还被强加了一个集体称谓——南洋姐，就连她们死后埋藏在三打根郊外密林中的墓地，也在二战后期，遭日军从南洋撤退时的轰炸。

但当人们得知她是为这个主题而来，几乎所有人都缄口不提。

就在圭子决定离开的时候却意外的认识了当地一个穷苦的老太婆—阿崎婆（田中绢代饰）。

在阿崎婆家短暂小住返回京都后，圭子再一次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

阿崎婆远在东京的儿子从来都不来看她，连儿媳长什么样子她都不知道。

孤独的阿崎婆对于圭子的到来异常兴奋，并向街坊四邻介绍圭子是自己的儿媳妇。

圭子试探地向阿崎婆提出关于“南洋姐”的话题，每当这时阿崎婆总是神色黯淡，不愿提起过去的日子。

圭子知道阿崎婆就是曾经的南洋姐，但那段生活对阿崎婆来说是痛苦的回忆，让她自己剥开伤疤是何等的残忍。

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阿崎婆却讲起了她的过去。

阿琦出身贫农家庭，7岁丧父，母亲带着她和哥哥给大伯填房。后来哥哥去打工，阿琦被亲戚带去英国殖民地山打根当女仆。做了几年女仆，等她和同村的女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老鸨就借口阿琦的母亲收下的“三百元借金”已经利滚利涨到了二千，强迫她们接客。

崎子的初夜，她死也不愿意接客，老板抽打她，狠狠地将她推给一个土人。土人一句话不说，暴力地侵犯了她，那夜下起黑色的大雨，崎子裸体在雨中，瘫倒在地。

崎子跟老板说再也不接像那样的客人，老板反叱:"你要什么，要嫁人？嫁人还不是做一样的事？跟卖春一样！”

女人在日本自古就是没有地位的，崎子的年代在1900年之后，也就说一直到咫尺的近代，依然没有改变。卖春与嫁人是一样的，在日本海军登陆山打根，生意繁忙时，平日凶神恶煞的老板娘也必须去接客了。

在崎子19岁时，也遇到此生第一位爱人，一个在家乡破产不得不到山打根打工的小伙子。崎子抢了小伙子的钱袋，拉扯他进了房间，后因为与小伙子际遇相似，对他动起了情，她说：“五年来，我把男人带进这个房间，只想骗取他的钱，我虽然是个女人，但一点也不像女人。”崎子觉得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而她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

两人相好三日，小伙子许诺，一定要存钱把崎子赎出去，就算十年二十年也要一直等着崎子。自然这样的话只是处男的冲动，当男人成熟理智之后，初恋不过浮萍，随着时间已远远飘走，那个小伙子最后娶了他工作地方的老板的女儿。

崎子所在的妓院叫做第八番号，在那条街上妓院就按番号排位，从第一番号一直到第八。第八番号的老板赚够了钱，把妓院和妓女都卖了，自己带着钱跑去了新加坡。崎子和其他的妓女们即要被余三郎继续卖往柬埔寨的金边，那是比山打根更不如的地方，所幸德高望重的菊子小姐凭全部力量救下了其中的四个留了下来，崎子是其中一个。

随着日本国力强大，还派了官员警告妓女们收敛，别丢了日本的脸。这个官员以前也是贩卖妓女的，还在妓院里当过龟公。后来他生意大了，得到了日本政府颁发的奖章，表扬他“开发南洋有功”。阿菊妈不屑的说你们算什么东西，还不是靠着女人的皮肉发财起家？

贵族议员在召见南洋各商家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国国土窄小，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日本帝国当然要向海外的北边的满洲国而进发，南洋各地全都是我国发展的目标，各位是光荣的先遣人员，让我们未在这英属殖民地，再次开发而努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昭和时期天皇的外张野心，通过侵略与经济渗透霸占周边国家的国土与资源。这些远征勇士，有士兵、商人、也有妓女。且不论这种外侵的对错，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一个当时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事实上，中国也有大批的人远渡南洋，做什么样生意的都有，包括卖淫，在山打根一定不止日本番号，一定也有中国的春楼。

当然历史的发展需要付出代价，但日本的女人在其中付出的比其他更见血见泪，这些妓女在南洋受尽凌虐，一旦回国又受到家乡人的歧视，她们一旦踏上了这条路，就像飘落枝干的叶子，由不得自己，只能随着风自生自灭。

菊子在临终时，吐露心声：“我不想回日本，我在山打根造了墓地，记着，回家没有好事，千万别回去。”

但在1931年，阿琦还是回了日本，结果，回到家乡的阿崎用自己挣来的钱并无法洗脱她的身份。

她的至亲（弟弟，儿子儿媳）都不认可，她身边的人也不认可（觉得她就是卖春的淫荡女人），她被社会进一步边缘化，并未通过挣得的钱获取社会认可。而有趣的是，她挣得的钱一大部分贡献给了这个社会。贩卖人口到南洋起家的社长后来依靠经营其他事业飞黄腾达变成了贵族院议员（权力与金钱结合），阿崎的弟弟靠着阿崎卖身的钱盖起房子娶了老婆等等。

这正是片子所表达的讽刺：那些把阿崎推向深渊的人们，从中都获取了好处，但是却拒绝承认阿崎所发挥的作用，并边缘化她。

曾经有这么一些暴论，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现代生活”、“要发达就得被殖民”。

他们看到了发达国家今天的好日子，想当然认为现代社会就是西方世界东征西战，大炮开墙打出来的。

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是无数第三世界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还有这些女性的青春以及一生。

有光明就有泥泞，一切的光鲜亮丽和岁月静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那些被牺牲掉的人，被踩在泥泞中的人，都失语了。

她们的墓碑背对着故乡，背对着祖国，永远不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