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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最近，由宋慧乔主演的女性向复仇题材韩剧《黑暗荣耀》火遍全网。

剧中，处境卑微的女主运筹帷幄、以牙还牙地向高中时代霸凌自己的同学老师复仇，用个人私刑守护了属于底层的公平正义，在强劲的虚构爽文叙事里，替无数观众出了一口现实恶气。

就在这几天，同是韩国出品，同样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聚焦霸凌现象的社会议题新片——《下一个素熙》释出了资源，并火速登上豆瓣电影一周口碑榜。

它没有像《黑暗荣耀》一样诉诸假想的爽感宣泄，而是贯彻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没有奇迹”也“没有胜利”地展示一位职高女学生，在韩国“吃人的”社会环境里挣扎至死的过程。

影片由曾执导《道熙呀》的女导演郑朱莉执导并编剧，裴斗娜、金时恩主演，是去年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的闭幕片，之后入围了平遥国际影展的“卧虎”单元，并勇夺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影片，映后口碑很不错。

故事以真实事件为灵感，聚焦一位在职高上学的18岁女生素熙(金时恩 饰)。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她在毕业前接受了学校的实习派遣，来到一家宽带公司的客服中心实习。面对高压的工作节奏、压榨的绩效制度和不合理的薪资克扣，素熙的身心逐渐崩溃，最终选择跳河自杀。

曾跟素熙在同一个舞蹈室练过舞（当时两人并不相识）的女刑警吴宥真（裴斗娜 饰）负责此案。经过详细地走访调查，她发现素熙的自杀远不是个例……

“一位职高女生因工作压力等问题自杀身亡”，放在现实生活中很可能是一条让众人既觉得惋惜，又隐隐觉着见怪不怪的新闻报道。留下几条“现在年轻人心理太脆弱”、“社会压力太大谁都不容易”的评论后，或许就会迅速淹没于信息的洪流，再无人关注。

但在这类自杀新闻的普遍性背后，影片主创敏锐地意识到了“培育”出它们的有毒现实土壤。

影片从两个身份、年龄不同的女性入手，前半段聚焦“当事人”素熙，带领观众切身经受着“要命的”职场初体验。

后半段视角转为“调查者”女警，从一个相对旁观的位置，以一种相对冷静的心态，观察剖析着素熙的“个人之死”在社会层面的真相——

利益至上的冷血企业对员工一层一层施压，没资历的年轻职场新人，沦为食物链的最底层，承受最苛刻的盘剥、侮辱；

为了达成政府规定的就业率指标，本该保护这群年轻人的学校、教育部和劳动局等公共部门仅顾及自身的“工作指标”，在需要捍卫学生利益、承担责任时悄然隐身；

PUA文化和狼性竞争等观念的盛行，则彻底剥夺了这些在世俗意义上“不成器”的底层年轻人的话语权；

他们被廉价地倒卖，粗暴地驱使，干着大多数人“看不见”的工作，最终筋疲力尽、消失不见。

影片前半段紧跟职高女生素熙，细致展示着她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让观众看到一位热爱舞蹈（实际上跳得也不错）的青春少女，一个可以为了朋友反抗出言不逊的陌生男人的仗义女孩，进入职场后，眼神一点点失去光彩，渐渐丢失与他人交流的欲望，生命力一点点凋落的悲哀过程。

素熙在宽带客服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为来电用户处理宽带退订业务。

这份工作在学校就业老师的描述下非常体面，“对着电脑打字”，是职高生很难接触到的“白领工作”，这让素熙一开始满怀期待、干劲满满。但在实操中，她却发现现实并不如此。

首先是工作自身的别扭之处，即不得不服从跟“服务用户”理念背道而驰的领导要求——

尽可能阻止来电顾客的退订要求，要想方设法找理由搪塞、用各种条件挽留他们。成功劝说、拦截的人数越多，素熙的绩效就越高。

在这个不得不和顾客说车轱辘话，顾左右而言他的过程里，客服一边要得承受电话那头的怒火与暴躁，一边要执行站在跟前、监视她们工作的领导的要求，时常两头不讨好，自己受一身窝囊气。

不过，有违职业伦理，从客服变相为销售的工作要求只是这份工作巨大陷阱里的一角。

实际情况是，公司设定的绩效标准高到离谱，并以未完成绩效为理由克扣工资。发放工资也延迟两月，员工想要离职，就得接受白干两月的代价。素熙和一众客服实习生，在公司组织性的剥削下，成为另一种”讨薪水”的奴隶。

为了拿到本该拿到的工资，“不拖团队后腿”，素熙经常加班到晚上9、10点，时而累到幻听、时而情绪崩溃，但当月到手薪水仅有80万-140万韩元（约合4000-7000人民币），折算下来远低于韩国政府规定的最低时薪标准。

通过影片无不详尽，又无不枯燥的工作流程展示，观众会发现，坐在格子间里像机器人一样说话的“素熙们”，干起这份工作似乎不需要什么专业上的能力，认字、能说话、懂基本的电脑操作、够耐心（“抗压能力强”），似乎就能胜任这份工作。

这也意味着，除了像机器一样重复做工，像机器人一样保持忍耐，这份工作不具备更多的价值。“素熙们”只是随时可替换的螺丝钉，只是让表格数字上升的一个工具。只不过，她们在踏入办公室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这样廉价、无尊严地使用、消耗。

借着素熙的眼睛，观众也看到了一群和她一样，不被主流社会关注，也无力在社交媒体上叫苦叫穷叫不公，但数量庞大的非名校生们，一览他们颇为真实的生活工作处境。

男生在远郊的物流仓库搬货，沉默地出卖年轻时的劳力；女生有的在酒店门口迎宾，有的进厂当流水线工，工作或单调或辛劳，普遍干不了太久。酗酒、暴饮暴食，往往会变成他们在高压之下自我消解、自我麻木的“恶习”。（这种颓丧、无希望的年轻人生活状态，在《我要复仇》《燃烧》中都曾出现）

在这个过程里，素熙试图反抗，她也真的反抗了（用流行语是“年轻人整顿职场”），但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厉、更系统的打压。

在她无法继续忍受工作，情绪爆发跟领导吵架动手后，学校老师非但没有调查其中原因，反而斥责她为耻辱，“损害了学校形象，破坏了学校和企业的关系，耽误了学弟学妹未来的前程，是学校的罪人”。而她本该有的工资也被公司一并克扣，成了同事眼中的反面典型。

在职场寻求不到基本的公正，在学校寻求不到保护，在父母那里寻求不到关切（父母盲视到一直不知道素熙喜欢跳舞），朋友之间只有聊胜于无、互相比惨的安慰……性子刚烈的素熙只能从自己身上找结果，于是拖着一双拖鞋，在一个寻常的冬天早上，走入了冰冷的河水，淹没了自己。

素熙死后，女警察的调查走访接续。

这位有知识、有文化、有一定权力，还见过世事险恶的女警察，在走访中，从企业、学校、友人、亲人的口中，拼凑出素熙死前几个月经历的种种事件。

“原来有一群年轻人是在过这样的生活，原来有些人干着很辛苦的工作却从来得不到尊重……”或许也是很多观众的感受。

而她作为一个警察，顶着上司的压力，查到了企业过度用工、克扣绩效的问题，却被领导一句“是他们工作能力不足才导致加班”、公司反而是“招聘到问题学生的受害者”打回。

查到学校未按要求考察实习企业资质，学校领导只能做无奈状，搬出教育局下达的硬性就业指标，表明假如达不成学校就没有拨款资助，告诉女警察，“要追究就去找下指标的教育局吧……”

与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的层层推脱不同，素熙身边的朋友反而展现出朴素的善良和真挚同情。

他们木讷、笨拙，过着艰辛的日子，却都为自己没能拯救素熙而自责。人情冷暖的对比，相当让人心酸。

尽管不少观众诟病女警察主导的后半段，在案情上再未提供新信息，观感有些重复，但这也是影片从受害者视角（情绪）中跳出，理性检视素熙之死所牵涉的社会系统性疾病的有效方式。

在女警察的“逼问”下，学校、企业、家属站在各自立场讲出的“真心话”，既让人震惊，也让观众明白，像素熙一样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社会各界在无不“合理”的默契配合下，通过一环又一环输送出的消耗型罐头商品。

除了“万恶的资本”，政府机构也会为了所谓“数据指标”僵化行政、推诿责任，对真正的人间疾苦、社会问题视而不见。

而且，在查案过程里，女警察也遭受到了和素熙类似的职场PUA和破案率考核（警局科长多次质问她为什么要为一个已经定性、如此“常见”的自杀案花费如此多人力物力）。这更加表明此类问题的普遍性和深重程度，绝非只是某个阶级或行业的特殊现象。

女警察到最后没办法像《熔炉》里的老师一样问责罪人、改变社会，为观众出一口恶气，影片也停留在“看到了病灶，却开不出药方”这一步。无解的结局，深深传达了社会机械运作下一种“命定”的无力感……

行业、职场的不公，个体的被压榨，到底有无改变的可能性？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角度的理解。尽管这部电影选取的极端个案，可能有“为了输出议题，控诉感过强”的观感，但能如此扎实、全面地把这一广泛性社会问题呈现在观众面前，并引发大众思考，也算是有“先见”地完成一部文艺作品的现实使命了。

（文/motion）